司法机关不应在极端个案上挑战公众底线 更新时间：2012-05-30 司法机关不应在极端个案上挑战公众底线
据媒体报道：5月24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大二女生小米(化名)在教学楼厕所遭猥亵杀害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缓，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法院回应称，考虑到被告人受性冲动影响实施犯㠑，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是个打击。
就本人而言，我并非一个重刑主义者，因为一个社会的犯㠑率的高低根本上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刑罚的轻重，就像一句名言所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犯㠑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病而不能简单的归为犯㠑人天性邪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民主法治、政府高效廉洁、经济发展良好，人人平等自由，人民教育、医疗、养老都能得到较好保障，社会贫富差异不大，那么这个社会犯㠑率也高不到那里去，即便有一两起极端恶性的案件（比如挪威的枪击案）也不能动摇整个社会的安全形势。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特权横行，腐败泛滥，社会贫富差异悬殊，社会上充斥了种种不公，有权有势者为所欲为，弱势者不但受尽欺凌而且求告无门--这样的社会无论多重的刑罚肯定都遏制不了犯㠑率的高发。因此，指望靠司法机关重判犯㠑分子，“刑乱国用重典”来改善社会治安无疑是过于天真的想法。
但是，司法机关再如何依法独立行使诉讼审判的权力，再如何提倡少杀慎杀，最终都面临一个如何与公众互动、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虽说民愤并非个案要考虑的因素，但如果法院的判决长期与公众的一般常识和判断相违背，那么判决还会有公信力吗？司法机关还有权威吗？司法机关有没有必要再如此极端和恶性的案件上来刺激公众和挑战公众底线？笔者也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东莞法院给出的这样一种解释至少我看来是有问题的。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㠑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条文很明确规定的是“可以”而非“必须”要从轻。而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考虑犯㠑事实、犯㠑性质、犯㠑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生危险性等。”该条文还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㠑情节特别恶劣、犯㠑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㠑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从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上看，没有哪条是要求必须对自首的犯㠑嫌疑人从轻处罚的，东莞法院所谓自首就应该从轻的解释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本案中，被告人此前多次猥亵女性，在遇到本案被害人的反抗后不但没有中止犯㠑，还追出厕所杀害了被害人，其手段极其残忍、犯㠑情节特别严重。如果说猥亵女性是受性冲动影响，那么杀·人也是受性冲动影响吗？这一点解释又是何其牵强呢？至于“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这简直就是想不出理由的胡扯了，被害人在遇到不法侵害时难道还没有自卫的权利了吗？什么叫被害人过错法院搞清楚没有？同违法犯㠑作斗争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法院的解释不仅仅是违背常识也违背法律。
绝大多数民众并不嗜血也不嗜杀，我们也并非要求一定要是“杀·人偿命”，但如此极端恶劣的故意杀·人案件，法院轻判起码要给出符合法律规定、足以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不是扯一些站不住脚的“歪理”来搪塞公众。减少死刑的适用确实是全世界的趋势，但鉴于我们国家刑罚阶梯极其的不均衡，特别是没有不能假释不能减刑的终身监禁，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上都变成了二十年左右的自由性，这种处罚与被告人的罪行相适应吗？我想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这个二十二岁的杀·人犯四十多岁就又会回到社会上晃悠的，毕竟云南杀·人魔的例子就在眼前。 |
发表于 2012-6-6 02: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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